—— 摘自《像诗一样真实——严恭自传》，2007年7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严 恭
中国人永远喜爱的孩子
有很多介绍漫画“三毛”及电影《三毛流浪记》的文章已见诸报刊，然而，还有许多内情尚不为大家所知。
《三毛流浪记》从1947年6月15日在《大公报》一问世，就引起强烈的震撼，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使“三毛”成为全上海儿童、大人关注的热点，许多人写信、寄钱、寄衣物给“三毛”。古往今来，只有反映时代，有进步社会意义的作品，才能成为传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就这样升华为不朽的经典名著。
1948年初秋，一位独具慧眼的独立制片人，决心将《三毛流浪记》搬上银幕。他就是在新中国剧社任过理事长的韦布。虽然他从来没拍过电影，但由“三毛”激起的他对社会黑暗的愤恨，使他对拍好这部电影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在韦丽琳、上官云珠的帮助下，他克服重重困难，自筹资金，甘冒风险，担当独立制片人；由冯亦代介绍，毅然买下该画册的版权，并力邀他家乡江阴高小的同班学长、著名艺术家陈鲤庭先生来执导。
但陈鲤庭正执导田汉老的《丽人行》
背景发生于解放前的旧上海，讲述的是流浪儿三毛的故事。
在影片中，极富讽刺的平移镜头。衣服，文具用品的出现，话外音对儿童的关怀发言，再联想同为儿童的三毛等流浪儿，一切都是那么可笑。
在社会上，三毛被人嫌弃，甚至可以说是被唾弃。即使这样，他也依旧保保持一颗纯良之心，不偷不抢，卖力气来换口饭吃。虽然在那个年代，大都身不由己，但三毛的所作所为值得敬佩。
印象深刻的一场戏，三毛在宴会闹剧结束后，披上麻袋走上街的那一镜头，第一反应是，他是自己世界里的英雄
刚从萤火虫之墓来，那里影评很多，这里却少的可怜，都在同情日本那两个兄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同时期中国的三毛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可能影片受限于当时的创作环境，只能披着喜剧的外皮来表达吧，其实这是部讽刺剧啊！三毛三毛，流浪流浪，赤脚走过弄堂。对比作为侵略者被打击后的日本的孤儿兄妹，中国们的孤儿过得凄惨多了，为什么就没有人关注了？怎么就不能再让老艺术作品焕发新的生机了？人家就那点苦难还时不时的出来那么多感人的作品
如果没有那个为了配合新社会而硬硬加上的光明而仓促的尾巴，还会更好。
三毛这个故事、人物，实在是属于上海的，只有放在这么一个灯红酒绿不夜城里才格外有杀伤力。
我很喜欢开篇黑底白描的那传神之至的几笔，很喜欢里面的小段落，能扩充的就扩充，不能扩充的就简化——不像电视剧版的，非要拖出个篇幅来，太多不必要的冗长。三毛原著不适宜做大部头的改编，最好的就是起承转合赶紧抖包袱。
最让我感叹的段落，是片中特别用来铺梗的那个“加入游行的欢庆中”——第一次，解放前，明明是儿童却不能过一个儿童节，被警察乱棍从游行队伍中打了出来，自己扯旗子拉队伍上街；第二次，解放了，解放军进程、老百姓翻身，漂亮的文艺女向褴褛的小瘪三们挥手，招呼他们加入游行的队伍，一起扭着秧歌向前走。
除了一旧一新的对比，双方所操持的欢庆的“器械”也不尽相同：前者用西洋鼓号，后者是中国本土的、来自农村的、与上海这座洋气的城市不甚相称的“大秧歌”；前者，发号施令者并没有露面
果然大陆人的思维是一脉相承，要比香港1980版的三毛流浪记看着要舒服许多，尽管这部电影拍摄于1949年。（大陆和香港的文化断层原来都已经存在这么长久且这么大了嘛？突然意识到1980年香港还是英属）
感慨于上海在五六十年前许多配套设施变便已齐全，内陆中西部城市要想追上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领先于其他城市不是一点半点。但一百年后，五百年后又是什么样呢？谁也说不准。曾经的西安、开封、洛阳、南京不也是风光无限吗？这也才仅仅过了几百年而已
没有地方睡，没有吃的，对吃的幻想，在幻想时，配合的音乐是轻快的音乐，让人心酸。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幻想，汽笛声还要把他惊醒，之后他在地上捡到一个包子，但即使是脏了的包子也不能如愿得到，一只狗过来抢。他只好又饿着肚子。之后他吃浆糊，被人训了一顿，之后抢夺救济饭，又受别的流浪儿童的一顿打。这是苦命的三毛，没有吃来没有住。
影片中还讲了三毛努力挣钱的事儿。一是他捡到一份报纸，他高兴得兜售出去，得到一块钱，本来一根油条近在咫尺，但这份报纸已经过期了，顾客回来要回了他的一块钱，他的早餐随之没有了；他看到别的小孩捡烟蒂可以换钱，他把报纸卷成筒来盛捡来的烟蒂，影片中三毛为了捡一个烟蒂可以追着一个股民跑，最后这个烟蒂还掉进了下水道里，一个办公室人员以看三毛捡烟蒂为乐，一个一个地扔，三毛兴高采烈外加手忙脚乱地捡，最后不幸的是未灭的烟蒂把报纸点燃，三毛这个挣钱吃饭的办法也行不通了；三毛看到帮别人推车“爬岭”的方法可以挣钱，他也加入其中，但最后受不了流氓蛮横无理的高强度盘剥而放弃了，在这个片段中
跌宕！三毛流浪记 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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